做引领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焦煤第二次党代会精神

参见陈斯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概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71页。

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但被用在特定的生态文明教育的语境之中。从方式上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因此，保护环境国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可能只见国家不见人。

指出法典编纂已经成为依宪立法的重要方式。第二，基本国策作为宪法上第三种结构的认知须发生改变。二是，在有宪法明确的规定的前提下，所有立法，不管是在理念上还是在条文上均必须符合明确的宪法规定，坚决把宪法规定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当然，可能有人会指出，《立法法》第81条和第93条只是对地方性立法活动的规定，会否直接指向全国性立法特别是环境法典的编纂?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立法的要求只不过是对全国性立法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地方性立法的事项属于全国性立法的限缩。2.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所有环境类法律中，没有一部法律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等概念进行专门区分和界定。

其中宪法核是指一种根本规范，提供实定法的客观合理性的依据，在法律秩序中居于最高地位，表明实定法创始的出发点。对环境法典编纂的功能期许，以改变现有环境类法律碎片化实现环境类法律的体系化为基本指向，而环境法体系中具有基本法地位和功能的法典的编纂是关键。这就可能会对产出进行短视的检测，而不顾及其长期效能如何。

[5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37条、第40条、第47条等条款规定的公民自由，对应的是国家不得任意干涉侵犯的义务。参见杜承铭：《论基本权利之国家义务：理论基础、结构形式与中国实践》，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34页。[51]社会福利有时是需要增加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合法剥夺（收税）而得以实现的。第四，公营、私营、第三部门和公私合营。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各地政府购买农民工公共服务常热衷于为农民工提供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出政绩的物质性内容，极度缺乏以非物质需求为核心的服务内容……但实际上，满足农民工的自我情感认知、家庭亲情交流、心理健康疏导、城市社区互动等精神层面需求，对促进其全面发展与持久性的城市融入具有关键作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以提高政府效能为目标的政府再造运动，将社会公众满意度作为改革的指导原则，而公众满意度毫无疑问是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可变性的。

（二）行政任务是多元的、相互之间存在张力的前文已经提及，从宏观层面的分类着眼，现代国家的行政任务有秩序行政、给付行政、计划行政、可持续发展行政、后备行政、经济行政等。[32]［英］马丁·米诺格、查理斯·波里达诺、大卫·休莫：《超越新公共管理》（上），闻道、吕恒立 译，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95页。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任务 效能原则 行政组织法治 。[11]宋华琳：《政府职能配置的合理化与法律化》，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第66页。

[34]参见任进：《行政组织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而扁平化并未有统一的界定和改革策略，其与治理网络、分权、对基层雇员的赋权、电子政府、一站式服务、多部门协作、围绕服务对象与目标的组织与项目建构、参与式行政、减少行政层级、提高效率、涤除官僚主义等，都多多少少联系在一起。其中，确保规制与问题成比例以目的为基础的规制为将来预留灵活性最小化合规成本与先前的规制相结合等，就其实质而言，也都是在强调行政任务与行政手段的匹配性。[22]的确，行政的组织有着基于不同标准的分类，且不同类型组织有更适合其完成的行政任务。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行政任务的引入在为组织效能原则的实施提供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不少的挑战。

毕竟，既然要求政府的组织和运作体现效能，就须要察看投入与产出两端，判断产出是否值得这个投入。在此基础上，或可在组织行政所涉及的机构、职能、编制、资源、手段、程序等与行政任务之间建立关联，提出检验组织行政是否与效能原则相符的若干向度和考量因素，从而使组织效能原则具有更加实质的、可确定的内涵。

[72]参见马怀德：《中国行政法典的时代需求与制度供给》，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4期，第845-864页。第一，公法组织和私法组织。[45]在取向于行政任务的行政组织法中，建构行政组织时的考虑观点首先取决于对正确之行政决定的理解。其一，重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都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反复酝酿之后形成的。例如，应松年、薛刚凌：《行政组织法与依法行政》，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16-17页。202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指出：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组织效能原则为行政法学主流观点所认可，也使其难以在实在法上获得进一步的具体化。综合性政府在其管辖区内负责重大事项决策，而各专门部门适合处理具有专门性的事务。

这种法律原则并不以追求唯一正确答案为目的，而是在进行行政的组织时，作为一种开放的、反思的计算工具。行政任务视角的引入，有助于组织效能原则的精细化和规范性展开。

这些旨在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的行政任务可以同其他项目如农民工创业贷款贴息、创业或创业带就业补贴等组合为农民工创业就业服务任务。但是，与组织形态、行政资源、行政手段的最大不同在于，效能并不是唯一的程序价值，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具优先性的程序价值。

这完全可能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是较为常见的夸大效能。（五）行政任务的履行程序是否合适一个组织如何建构才能使其高效完成所面对的行政任务，同样须要考虑如何设计它的办事流程（亦即程序）。现代组织法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合作方式和私有化类型。有鉴于此，组织效能原则可以被视为具有实质内涵、兼具开放和反思性质的行政组织法治原则，在此定位基础上，或可考虑组织效能原则的进一步法规范化，从而让政治性、裁量性极强的行政的组织仍然受到必要的引导和调控。

姜明安、沈岿：《法治原则与公共行政组织——论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意义和途径》，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18页。[16]参见冯菲：《中国城市公共服务与政府效能公众满意度研究——基于10个城市公众满意度调查的实证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3页。

又如，浙江省《司法行政服务营商环境效度测评体系》赋予社会满意度调查20分权重。行政任务又是有短期和长期效应的，长期效应不见得在短期内出现，短期的效能高低不见得预示未来。

 沈岿，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任务是有优先序位或权重的，并非所有任务都能或都有必要同时或花同样的成本来完成，任务A的完成可能须要以牺牲任务B的全部或部分为代价。

[62]例如，该法第9条规定，各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二至四人。其次，政府效能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从行政任务切入，政府效能不仅涉及对既定行政任务的完成质量，更关乎行政任务的去与留。专门的、单行的行政组织法以及散见的与组织行政有关的法律，除了对该原则进行概括宣示以外，也无配套的其他规范。[38]英国的奥格斯教授也提到，善的规制必须考量十个因素。

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以2022年的修正为例，《地方组织法》增加的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结合地方实际需要，可以共同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加强区域合作。

由此延伸，在进行行政的组织时，除了考虑组织形态和结构，还须要认真对待赋予这些组织怎样的手段，可以助益行政任务的高效完成。例如，政府出资给予培训农民工的机构以专项培训补贴，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建设农民工培训机构，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选取培训机构，或者政府投入专项资金打造劳务品牌培训基地。

[58]参见孙健：《政府购买农民工公共服务及其治理效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30页。[69]参见陈爱娥：《行政法学的方法——传统行政法释义学的续造》，载姜明安 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7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